臣闻有国之权，诚非臣下之得专也。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，不见其专权之迹，而但见其善避权也。夫权，得名位则可行，故好权之臣必贪名位。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，琦等让至五六，陛下亦五六召之。至如富弼三命学士，两命枢密副使，每一命，未尝不恳让，恳让之者愈切，而陛下用之愈坚。此天下之人所共知，但见其避让太繁，不见其好权贪位也。及陛下坚不许辞，方敢受命，然犹未敢别有所为。陛下见其皆未行事，乃开天章，召而赐坐，授以纸笔，使其条事。然众人避让，不敢下笔，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。因此又烦圣慈，特出手诏，指定姓名，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。弼等迟回，近及一月，方敢略条数事。仲淹老练世事，必知凡事难遽更张，故其所陈，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，但欲渐而行之以久，冀皆有效。弼性虽锐，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，请陛下择而行之。自古君臣相得，一言道合，遇事便行，更无推避。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，督责丁宁，而犹迟缓自疑，作事不果，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，岂不诬哉！至如两路宣抚，国朝常遣大臣。况自中国之威，近年不振，故元昊叛逆一方，而劳困及于天下。北虏乘衅，违盟而动，其书辞侮慢，至有贵国、祖宗之言。陛下愤耻虽深，但以边防无备，未可与争，屈意买和，莫大之辱。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，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，故各自请行，力思雪耻，缘山傍海，不惮勤劳，欲使武备再修，国威复振。臣见弼等用心，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，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。